1960年11月，西安，中央决定重新设立西北局，刘澜涛出任第一书记。这个机构并不是普通的地方党委，而是中央联系西北各省区的重要枢纽，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以及新疆的许多重大事务，都需要通过它协调推进。 西北局的设置，和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西北地区百废待兴，民族地区工作、农业生产、边疆建设和社会治理彼此交织。1954年西北行政区撤销后，各省区直接接受中央领导，但随着工作任务加重，重新设立区域性领导机构，便有了现实需要。 刘澜涛长期从事党务和地方工作，熟悉西北情况。中央把他放在第一书记的位置上，实际上是希望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干部，统筹各地力量，处理区域内比较复杂的经济、政治和民族事务。 排在刘澜涛之后的，是第二书记张德生。张德生是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时期的重要干部，曾在西北军区政治系统工作。解放战争后期，他参与甘肃地区的接管、剿匪和土地改革，后来成为甘肃省委首任书记。 张德生的特点，是既懂军事政治工作，也熟悉地方治理。西北不少地区地广人稀，交通困难，旧有势力盘根错节，干部既要能打仗，也要会做群众工作。张德生能够得到中央信任，与这段经历分不开。重设西北局后，他兼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。 第三书记是胡耀邦。胡耀邦早年参加革命，经过长征，长期在青年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系统任职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曾担任晋察冀军区和第十八兵团的政治工作领导职务，后来参与川北地区的接管与建设。 有意思的是，胡耀邦在西北局任职的时间并不算长，但他的组织能力和工作作风十分鲜明。熟悉他的干部曾说：“事情交到他手里，总能很快理出头绪。”这类评价，反映出他在复杂事务中的办事特点。 张仲良是第四书记。陕西耀县人，早年参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，曾任红二十六军第一团政委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在关中、陕甘宁边区及西北部队中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和军事政治经验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张仲良主要在甘肃、青海等地任职。西北局重设时，他既是区域领导成员，也熟悉基层经济与社会工作。只是当时一些地方在建设中急于求成，张仲良后来也因相关工作受到组织上的批评。 第五书记王恩茂，是开国中将，也是西北局联系新疆工作的关键干部。西北局重设后，他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、新疆军区第一政委，并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。新疆地域辽阔，边疆建设和民族团结任务繁重，王恩茂承担的责任很重。 第六书记汪锋，陕西蓝田人，参加过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长期在西北工作，曾任宁夏方面的主要负责人。汪锋熟悉陕甘地区情况，在处理地方党政关系、民族事务和基层建设方面，具有较深资历。 第七书记高峰，陕西清涧人，早年活跃于陕北革命根据地。革命战争年代，他曾任清涧县委书记、三边地委书记等职，为部队筹集粮秣、弹药，组织地方支前，曾被誉为“模范县委书记”。 高峰后来担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。青海工作条件艰苦，牧区、农区和民族地区情况差异很大。由于在特定时期执行了“左”的方针，他的工作后来受到批评。1976年11月23日，高峰在北京病逝，终年62岁。 高克林是书记处书记，也是西北局常委。陕西华州人，长期从事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地区的党政工作。与几位兼任省区主要负责人的书记相比，高克林更多承担区域层面的协调和日常领导事务，是西北局运转中的重要成员。 此外，还有三位候补书记，分别是王甫、王林和白治民。王甫参加过山东地区的革命工作，后来调到西北；王林长期在华北从事行政和经济管理，熟悉水利、电力等工作；白治民则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，曾负责地方组织和保卫工作。 霍士廉也在西北局书记处担任重要职务。山西忻州人，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在山东工作，后来到陕西，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，分管农业等方面事务。此后，他又在宁夏等地继续任职，是西北干部队伍中一位资历较深的地方领导。 这样一来，1960年重设的西北局，形成了以刘澜涛为第一书记、张德生为第二书记、胡耀邦为第三书记的领导格局，张仲良、王恩茂、汪锋、高峰等人分工负责各省区事务，高克林、王甫、王林、白治民、霍士廉则在书记处和地方工作中发挥作用。人员构成横跨军队、地方、民族地区和经济部门，这正是当时西北工作复杂性的直接体现。 特别